北大汇丰海闻院长接受时代周报专访: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非常小

2016-03-03| 查看: 0|

早前,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接受《时代周报》专访时表示:我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;供给侧改革与稳增长并不矛盾。

“北大汇丰海闻院长接受时代周报专访: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非常小

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】

时代周报: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5年中国GDP增速为6.9%,2016年经济增速会如何?有观点认为,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,你怎么看?

海闻:似乎不少人都认为,目前中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,不过我认为,中国经济虽然仍在下行,但比较稳定。

中国经济会否会硬着陆?对于“硬着陆”,通常的理解是,经济增速急剧下降,企业大量倒闭,工人失业严重等,这叫硬着陆。硬着陆的发生一般有两个原因。一方面,硬着陆通常都是由危机导致的。这种危机可能是金融危机或者泡沫破灭,也可能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、社会、军事危机。

比如,目前俄罗斯所遭受的经济急剧下降,是由于乌克兰问题和它带来的制裁等政治因素导致的;另一方面,硬着陆也是政府政策失效的结果。政府对经济下跌无法干预——干预能力不足,或者干预失误,比如俄罗斯政府,它确实没有足够实力去干预经济。

中国目前不存在造成硬着陆的这两种条件。到目前为止,经济也没有出现严重问题。虽然已经连续下行五年了,但降速是平稳的,逐渐减弱的。中国政府既具有对经济调控的实力,到目前也没有出现重大失误。之所以没有出台较强的刺激政策,主要是为了尽快完成转型,必要时还是有能力控制的。因此,我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。

时代周报:有观点认为,中国未来数年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4%,你怎么看?

海闻:我认为近几年不可能下降到4%。这种预测只是一种统计预测,也就是根据前面几年的数据来推算未来。比如,连续几年同比下降了1%,统计就预测下个年度也下降1%。但是,经济发展从来不是线性的。这种预测只能作为一个参考。

实际上,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非常多。除了经济规律本身,还有政治因素、社会因素、国际因素等。同样面临经济下滑,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,将部分地取决于政府的目标。如果经济下行影响到了社会稳定,那么政府一定会出台更强烈的刺激政策。如果经济下行的状况还能忍受,政府可能会继续强调改革和转型。

我认为,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这次周期的低谷或低谷区间了,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不会再继续大幅下行了。最迟明年应该可以复苏,可能会回到7%以上。

可以肯定的是,至少5年之内,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跌到4%。但是5年以后或者10年之后,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了,起飞基本完成了,经济也很成熟的时期,GDP增速降到4%是有可能的—美国等发达国家现在的增速都达不到4%。

【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增长动力】

时代周报: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从何而来?你认为,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?

海闻:从大趋势上看,一个国家最快、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就是经济起飞阶段。经济起飞,是一个国家在整个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周期,像人体发育中的青春期一样。所以在青春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,经济增长基本动力就仍然存在,经济起飞阶段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。

第一,“工业化”。经济起飞首先靠的是制造业的发展,从低端到高端,然后服务业发展,直到服务业占到了经济的70%左右,产业结构就基本“发育”完成了。

经济结构是与个人消费结构相匹配的。随着收入的增长,人们用于物质消费的比重逐渐下降。在发达国家,用在食品和制造品方面的,会占到百分之二三十,剩下的则都是文化、艺术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、健康、居住、休闲、法律等方面的消费。

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并没有完全发展成熟,服务业的比重仍然较低。作为消费者,我们现在仍然缺乏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法律等方面的服务。同时,我国的制造业也在进一步地改良和提升。这些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,仍然会产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。

第二,“城镇化”。工业化过程中,大批的农民进城务工并在城镇安家落户,这一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、住房建设以及城镇新居民带来的消费,都会拉动经济增长。同时,城镇化过程当中,又会使农业从目前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,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。中国的城镇化还远未结束,所以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仍在。

时代周报:有学者称,亚非拉美不少新兴经济体,因为急于向服务业转型,导致低效率服务业大量发展,而服务业人均产值增长的低下恰恰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。那么,如何判断正在高速增长的是高端、中端服务业,还是低端服务业?从政府的角度看,应当如何促进服务业的持续增长?

海闻:首先,我国与拉美国家有一个明显区别:他们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,我国还有一个改革过程。我国有很多产业,经历了从原来的计划经济,即政府“管得太多”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。

目前,我国的服务业,特别是高端服务业,高端服务供给不足,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。比如,老百姓看病难,大城市医院人满为患,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也是严重不足。但中国高端服务业短缺不是能力问题,也不是资源问题,而是政策问题,需要改革开放。

所以,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去投资,而是政策上的放松,尤其对高端服务业的改革开放,这非常重要。政策放开后,很多资源会自发流入高端服务业,带来高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。同时,中端和低端的服务业,也会得到相应发展的空间。

时代周报:有人认为,需要制造业的继续繁荣才能支撑服务业的持续增长,你怎么看?

海闻: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,恰恰相反,我认为制造业的转型提升和再发展需要依靠服务业。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,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服务业的发展。

首先是发展教育。教育本身是服务业,但它同时又能够使其他产业顺利提升。有没有大量的科学的人才培养,是决定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根本条件。目前,我国大学生占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。所以,若想让中国的制造业能够更好地提升,恰恰要注重发展教育。

同时,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对制造业发展的需求。比如,作为服务业的医疗行业发展了,才会对医疗器械的制造、药品的研发和生产等有更多的需求。

另外,产品的提升,即制造业的附加值很多来自于服务业,设计、营销、包装等。一件衣服,制造环节属于制造业,它本身非常简单,但要把它做成品牌,就是服务业在起作用了。所以,只有服务业,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,才能使制造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。

总的来说,从推动力和需求两方面,服务业都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发展。现在到了一个服务业增长速度比较快速的时期,我国在这方面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。因此,如果能够加快改革开放,服务业每年增长超过8%是没有问题的。

【宏观调控更趋精准】

时代周报:2016年1月份贷款数据显示,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.51万亿元,同比多增1.04万亿元,为历史新高,这被广泛理解为刺激政策、“政府加杠杆”,你如何看待贷款的快速增加?

海闻:我在2015年的确曾经表示过,“要能够接受经济的起伏,不能GDP增速低于7%就马上出台刺激政策,将来经济的波动是一种常态,要适应这种常态”,但在具体的时间点上是否需要采用刺激政策,政府有它的综合考虑。

毫无疑问,中国政府目前在加大刺激力度。

政府对于GDP增速6.9%能不能忍受?应该说,可以忍受,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地方不能忍受了,政府就会听大家的反应进行调整。现在大家呼声大了,政府就要多刺激一下,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。

政府就跟医生一样,每天根据病人的病情发展,决定增加药量还是减少药量。原来觉得问题不大,不刺激也不会太严重,但从目前的情况看,尽管去年进行了五次降准降息,经济仍然在下滑,政府发现“用药量”不够,可能得加大“药量”了。

我认为,目前政府希望今年经济降速到达谷底,不再下滑。今年1月份央行进行逆回购等操作,规模共1万亿元左右,实际上就反映了中央的这种态度。

时代周报:此轮的政策与2009年的刺激措施有何不同?

海闻:2009年的刺激措施,恢复了大家的信心。

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2009年不同,当时主要是外部引发的,现在主要是内部的结构性问题。当时的问题虽然看上去很严重,但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非那么大。2008年发生的是全球金融危机,而中国的金融跟国际金融系统的联系并不紧密。

实际上,我认为2009年初的主要问题是恐慌,一看全球股市暴跌,百年不遇,大家都恐慌,本能地收缩,经济下滑就更厉害。

目前的情况与2009年有两点不同。首先,国内的经济情况,要比2009年更糟糕一些。它已经连续五年下滑。其次,目前的经济总量也比2009年大多了,同规模的刺激措施,影响力也会相对变小。所以,在影响力方面,1月份增加的2.5万亿元贷款与当年的“4万亿”还是不能类比。

时代周报:在“稳增长”的思路下,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不会受到影响?刺激政策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?

海闻: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理解为调整供给的相关改革,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消除过剩产能,增加有效供给、降低企业成本等都属于供给侧方面的改革。削减一些低端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是必要的,但同时还得增加服务业方面和高端制造业的产能。

供给侧调整和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,有时是需要权衡的。比如,在去产能中,要不要允许中小企业破产?企业大量破产后工人就业怎么办?所以有时这两个目标需要兼顾。

但“稳增长”和“供给侧改革”这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政策。供给侧改革不光是去产能,应该还包括降成本和增加产能,这些方面也起到推动增长的作用。

为什么进行供给侧改革呢?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既有反周期的问题,又有调结构的问题。

造成经济周期性衰退的原因,既有总需求不足,也有总供给不足,而总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企业成本太高。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企业成本大大提高,宏观经济出现了“滞胀”。所以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就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,进行减税,增加有效供给,促进了经济增长。

另外,中国经济目前也存在结构问题,这是微观问题。供给侧改革要对某些产业,其中很多是国家控制的企业,使用具体政策进行调整。比如产能过剩的,想办法关停并转;而产能不足的产业,要进行改革开放。

所以,供给侧改革既有微观的产业调整,又有宏观的刺激作用,它与稳增长其实并不矛盾。

时代周报:刺激政策是否会影响去产能?

海闻:不一定,要看贷款去向,即银行的具体操作。很重要的一点是,银行有没有独立的决策权,是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。

政府应当做的是规定银行贷款坏账率不能过高,把金融风险控制好。银行本身应该是一个自我控制、追求利润的行业。它觉得这个企业不错,现在缺钱,就投放贷款;如果这个企业前景不好,银行就不会再给贷款。

但如果政府干预银行贷款,就麻烦了。主要是地方政府会参与,地方政府有它的积极性,比如招商引资、地方保护,政府一旦干预,过剩行业和低效企业可能又会得到贷款。所以,当货币政策扩张的时候,金融改革一定要进一步落实,给银行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自主决策权。

在金融改革配套跟上的情况下,两万亿、三万亿的刺激,都不会有问题。因此,还是要加快金融改革。

时代周报:日前,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,中国2009年、2010年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%,但这个贡献率不是常态,而现在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5%左右,是比较接近常态的。你如何看待周小川这一判断?

海闻:周小川认为25%“比较接近常态”,但是我认为它仍然是非常态。将来所谓“常态”,就是应该跟我国在全球的经济比重相匹配。比如,我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里面占15%,那么我国的贡献率在15%-20%区间,这属于常态。

不过,目前我们的贡献率超过我们本身的经济比例也是正常的,因为中国经济还处于上升阶段。

时代周报:你认为中国的中高速增长还能保持多少年?

海闻:我认为中国至少还有10年会属于中高速增长,这也是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需要。中间几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一点,但是还会升高。经济增长不是线性的,是在波动中发展的,现在虽然不到7%了,但我相信未来几年里,中国的GDP增速一定还会有重回8%的年份。

来源:《时代周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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